傅清风的样貌不必说，便连傅月池也是世间少有的美人胚子。

面对如此两位绝色，宁采臣也好，知秋一叶也罢，夏跃只能说，他们想多了。

傅天仇虽已致仕，可也是从前兵部尚书位置上退下来的，其嫡亲女儿，岂会嫁给落魄秀才？至于野道士的知秋一叶就更不用说了。

如原剧中私奔的场面，那就更不可能了。

傅清风姐妹除非想逼死她们父亲，否则，绝不会做出如此败坏家风的事情来。

更何况。宁采臣、知秋一叶的表现并不是很突出，也很难获取两位高门小姐的青睐。

傅天仇的岁数并不大，也就五十出头的样子。之所以从兵部尚书之位致仕，乃是受阉党打压不得已为之。崇祯帝登基之初，东林党上台，他虽出身东南，却是浊流官，并不亲近东林，自然也就无人替他说话。

同诸葛卧龙、傅天仇一番攀谈后，发现此人见识、能为和操守，算是时人中较为顶尖的一类，夏跃便有意提携一二。至于傅天仇本人，自然也是还有些抱负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详谈之后，夏跃便一封表书送至京城，向皇帝举荐其官复原职。

圣旨未下前，夏跃干脆将他二人全数带在身边参赞东南八省军务政事。

总督启行，诸葛卧龙、傅天仇父女等四人随行，知秋一叶身负夏跃所托返回昆仑山征询师门长辈意见，只留下宁采臣折返原籍等待来年科考。

众人别过之后，夏跃一行便朝着金华县而去。

南直隶新军入浙，曹化淳奉夏跃之命，督东厂番子和锦衣卫缇骑，瞬间便在江浙一省掀起腥风血雨来。

每日里，不断有公文传递到总督车驾前，对于这些贪官污吏，只要证据实锤，夏跃是毫不怜惜，挥笔一划，全数批准就地正法。

倒是东南士族有些棘手，面对八省总督、东厂和锦衣卫掀起的廉政风暴，这些牵连甚深的地头蛇们不可能坐以待毙。作为扎根东南深耕数十上百年的士绅豪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特别是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王朝，他们的触须蔓延整个乡村。

夏跃要打击贪官，士绅豪族不在意，反正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换一批官员来，他们自也有办法应付。

可夏跃的新政中，重新核对田亩、取消人头税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盐茶官卖、开征商税矿税就掘了他们的祖坟，涉及到士绅豪族的根本利益了。

一时之间，江浙地区到处上演抗税抗粮、围攻核算田亩官吏的节目，甚至部分府县出现了士绅互联互保乃至掀起叛乱的状况。

对于这些暂时的阵痛，夏跃早有心理准备。

调南直隶新军入浙，目的不就是应对眼前局面的出现么！？

随着九省总督一声令下，新军开始强行镇压。

服从新政，不过是每年的收益有所降低，吐出一部分本就不该他们吃下的利益。

不服从新政，掀起乱局的，夏跃才不惯着他们。抄家罚没所有土地财产，主犯斩立决，男丁充军、女眷罚入教坊司。

帝国从上至下，经过数百年的放纵，士绅早就堕落为趴在帝国身上吸血的寄生虫，成了阻碍帝国继续发展的枷锁。

夏跃就是要用刀枪剑戟和滚滚人头，用铁和血让这些人明白，凡是阻碍新政者，就得做好付出所有的心理准备。

三个月后，江浙一省便在大军无情镇压下平静下来，自三司使以下官员士绅被杀高达三千余人，附逆叛乱分子被正法者高达一万余众，其余发配西北、西南充军的多达四万余众，抄没土地商铺财货银钱折合白银三亿九千余万两，其中仅黄金白银就高达一亿七千多万两，江浙士绅之富庶可见一斑。

留下绝大部分用于江浙基建工作，曹化淳督运罪银整整一亿两，乘坐海船北上京师。

有了这批堪比崇祯元年财政收入五十倍的银子，朝廷缺银的窘迫状况便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信。毕竟按照理论而言，大明朝的岁入应该在2700万两左右，怎么可能到崇祯元年时仅有200万两收入了。

事实是，理论上的收入是将全国实有田亩加上寥寥无几的商税加在一起的纸面数据。大明朝优待士绅，只要考上举人，就可以免除部分田税，到了大明后期，一方面举人以上的士族已经几乎全免税赋，另一方面士族规模越来越大，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国朝能够收取税赋的田亩越来越少，再加上东南士林鼓吹朝廷不可‘与民争利’，商税名存实亡，财政收入自然断崖式下跌。

收入锐减，可支出却越来越多，宗室规模愈发扩大、冗官冗兵，朝廷年年赤字，寅吃卯粮，每年岁入要先将旧岁欠下地方的钱粮补齐，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中央财政破产。

举个例子，国朝崇祯元年财政收入是326万两白银，扣除前一年的亏空实际收入是200万两白银，而单单辽东军饷就要327万两，一个辽东就把大明王朝全年的财政收入花完还不够，再加上营建陵寝、文武官员俸禄、除开辽东镇的其他边军粮饷、藩王宗室的奉养费以及维持朝廷运转的其他开销，若非天启皇帝驱使阉党拼命搜刮七年留下来的内库支撑，崇祯皇帝登基时就可以宣布国家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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